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不论是文言文，或者是现代语，都要求做到准确、生动和鲜明。在这个意义上说，文言文修辞的基本原则和现代语修辞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但是，文言文毕竟有它自己所特有的一些修辞方式。如果不弄清楚这几种特殊方式，它们就会成为我们阅读文言文的障碍。因此，在这里我们不打算系统地来研究文言文一般的修辞技巧，只想把几种特殊的修辞方式拿出来简单地谈一谈。
一 借代
借代这一种修辞方式，是文言文和现代语中都有的。用和本名有某种关系的字来替换，使文章显得错落有致，变化多姿，本来是一种有用的修辞方式。
例如：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杜甫：《赠韦左丞》）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诸葛亮：《出师表》）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短歌行》）
豫州今欲何至？（司马光：《赤壁之战》）
孙讨虏聪明仁惠，敬贤礼士。（同上）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白居易：《琵琶行》）
一春鱼雁无消息，千里关山劳梦魂。（秦观：《鹧鸪天》）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李清照：《如梦令》）
“纨袴”是富家子弟的穿着，就以之代“富家子弟”；“儒冠”是文人学者的装束，就以之代“文人学者”。“布衣”是老百姓的衣着，就以之代“老百姓”。“杜康”是古代酿酒的名家，就以他代“酒”。刘备曾为豫州刺史，孙权曾为讨虏将军，就以“豫州”代刘备，“讨虏”代孙权。“丝”为弦乐器的主要材料，“竹”为管乐器的主要材料，就以“丝竹”代“音乐”。古代传说，鱼和雁都可以传递书信，就以“鱼雁”代“书信、音讯”。叶色绿，花色红，就以“绿”代“叶”，以“红”代“花”。
像这样，偶然用上几个代字，这些代字又和所代的字关系明显，切近，一看或者一想就可以懂得，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可以使文章显得含蓄，有余味。
但是，有些古人却过分地把用代字当作写作时必须遵守的一个规则。例如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竟主张“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说书须用银钩等字，说泪须用玉箸等字，说发须用彩云等字，说簟须用湘竹等字”。这就流入邪门歪道去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批评了这种主张：“果以是为之，则古今类书俱在，又安用词为耶？”他还以为，多用代字“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
从这里更向极端走去，就是故意用僻字、难字来替换平易的字。
二 用僻字、难字和古字古语
有几个有趣的故事：
“疾雷不及掩耳”，这是一句流传了很久的成语，意思也很明白好懂，从来也没有谁要来改它的。宋祁在写《李靖传》的时候，却把它改做“震霆不及塞耳”。换了几个字，确实显得“深奥”一些了。是不是这样好些呢？金代的王若虚批评得好：“不惟失真，且其理亦不安矣。雷以其‘疾’，故不及掩耳，而何取于‘震’？‘掩’且不及，复何暇塞哉？此所谓欲益反敝者也。”（《滹南遗老集·新唐书辨》。以上是据王若虚的说法，据张晋侯在《遣愁集》中说，宋祁写的是“雷霆不暇掩聪”。不知他究竟改了哪几个字，反正他总是喜欢这样用僻字换常见字的。）
那时，他正和欧阳修一同修《新唐书》，欧阳修看到他常常故意用生僻的字，很有意见，又拿着他不好怎么办。于是有一回就在门上写上“宵寐匪祯，扎闼洪庥”八个字。宋祁不知道这是和自己开玩笑的，就问这两句话出于何书，当作何解。欧阳修说：“这就是你先生修《新唐书》的办法，只不过是‘夜梦不祥，书门大吉’这几个字罢了。”（据《涵芬楼文谈》）
还有一首诗：
誓律飙雷速，神威震坎隅。
遐征逾赵地，力战越秦墟。
骥蹂匈奴顶，戈歼鞑靼躯。
旋师谢彤阙，再造故皇都。
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这不过是虞子匡学着当时人们换字的办法，把岳飞的《送张紫崖北伐》的诗逐字换过来玩玩的。
岳飞的原作是：
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陬。
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
马蹀阏氏血，旗枭可汗头。
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
就这样，把一首平易可懂的诗变成艰深难解的了。（见郎瑛：《七修类稿》）
喜欢用生僻繁难的字，来代替平易常见的字，把文章做得艰深古奥，索解为难。这应该算是古代有些作者的一个坏脾气，毫无任何积极作用。
鲁迅曾经讽刺过古人的这种习气：
“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蒙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譬如罢，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秦始皇乃始烧书’，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须翻译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这时就用得着《尔雅》、《文选》了，其实是只要不给别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动手来改，成为‘始皇始焚书’，就有些‘古’起来，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简直有了班马气，虽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我们的古之文学大师，就常常玩着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声，余分闰位’，就将四句长句，缩成八字的；扬雄先生的‘蠢迪检柙’，就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鲁迅：《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
可惜鲁迅说的并不是笑话。现在我们看文言书籍，还常常可以遇到这种故意用上的难字和僻字，使我们读起来感到困难。没有办法，碰到这样的作品，那就只好勤翻字典了。
和这种恶癖相似，就是写文章故意用古字和古语。顾炎武在《日知录·文人求古之病》中指出：“以今日之地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
现在把顾炎武举的例子抄两个出来看看：
《唐书》：“郑余庆奏议类用古语，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司不晓何等语。人訾其不适时。”
何孟春《余冬序录》曰：“今人称人姓必易以世望；称官，必用前代职名；称府州县，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为异。不知文字间著此，何益于工拙。此不惟于理无取，且于事复有碍矣！李姓者称陇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郑曰荥阳；以一姓之望而概众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间孙光宪辈始。《北梦琐言》称冯涓为长乐公，《冷斋夜话》称陶穀为五柳公；类以昔人之号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职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号而称之，后将何所考焉！此所谓于理无取，而事复有碍者也！”
知道了古代有些作者有这种癖好，掌握了他们这种好用代字的规律，我们在阅读文言文的时候，就要方便得多。遇到了不了解的代字，也可以知道怎样去查工具书了。
三 藏词
这是类似于口语里的歇后语的一种修辞方式。要用的词已见于习熟的成语，便把本词藏了，而用成语的其余部分来代替本词，这种修辞方式，就叫做“藏词”。
例如：
《论语·为政》：“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于是有些人用“而立之年”代三十岁，“年已不惑”代四十岁，“年近知命”代快五十岁了，“年过耳顺”代六十多岁。这都是“藏词”。
《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用“先生之风”代“先生之德”。
《论语·为政》：“友于兄弟。”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用“友于”代“兄弟”。
《诗·邶风·柏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韩愈《符读书城南》：“岂不念旦夕，为尔惜居诸。”
在古代，儒家的这些典籍是每个读书人都读得很熟的，因此把其中的成语藏词引用，人们一看就可以知道藏的是什么字，是什么意思，不会发生隔膜和误会，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可用的修辞方式。今天的读者一般都不能这样熟悉古代的典籍，遇到这些地方就困难了。为什么“友于”要解作“兄弟”呢？为什么“居诸”要解作“日月”呢？不知道。幸好现在一般重要的古籍都出版了详细的注释本，凡是这些地方都会有所说明。看多了，慢慢的就会熟悉一些，就不会感到困难了。
四 省略
前面谈文言语法的特点的时候，曾经讲过句子各部分的省略，那是有规律可寻的。这里说的省略是指另外一种情形，是说有些作者硬把专门的词减省几个字，就和现在有些人滥造简称一般。这种情形，在诗词骈文等每句字数有严格限制的体裁中颇为常见。
例如：
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苏轼：《石钟山记》）
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王勃：《滕王阁序》）
“郦元”应为“郦道元”。
“杨意”应为“杨得意”，“钟期”应为“钟子期”。王勃为了凑成四六句子，就硬把别人的名字减省一个字了。
方朔乃竖子，骄不加禁诃。（韩愈：《读东方朔杂事诗》）
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刘知幾：《史通·六家》）
这就硬把“东方”、“司马”等等复姓拦腰切断，削足适履，给读者造成困难了。
五 用典
不论在汉语还是外国语中，不论在文言还是现代语中，用典都是一种极为有用的修辞方式。把历史上的，或传说中的，或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成语引用到自己的作品中，用来作为例证、对比或论据，这样比直截地说要生动、鲜明，同时还可以唤起联想，使读者感到它含义丰富，余味无穷。
并不是只要作品中引用了成语或历史故事就是用典。例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中说：“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这只是引语，不算用典。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提到了孙权，提到了刘裕，提到了刘裕的儿子刘义隆，提到了北魏的拓跋焘，这也不算用典，因为如果离开了所有这些与京口有关的历史人物，那么还有什么古可怀呢。黄宗羲的《原君》中，提到刘邦自诩的“某业所就，孰与仲多”的故事，提到明崇祯皇帝的伤心语“若何为生我家”，这些只是他的这篇史论的论据，也不能算用典的。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是用典。在这里，辛弃疾以廉颇自比，以为自己和廉颇一样，年纪虽老，还是一心想为国效命。可是廉颇还有赵王的使者来看他，看他的饭量好不好，看他还能不能做事，而自己自从被投闲置散以来，甚至连来看望的使者也没有了。有心报国，无路请缨，壮志难酬，徒伤老大，烈士暮年，感慨万端。都从这一个典故里表现了出来。对于知道这个故事的读者来说，看这个故事，岂不是更要为辛弃疾的境遇和热心感动吗？
蒲松龄的《席方平》里，有一句“请君入瓮”，这分明是用的武则天朝的酷吏周兴、来俊臣的有名故事。一看就知道用了这个有名的典故，无须多说。还有些用得不十分明显，例如“肆淫威于冥界，咸知狱吏为尊”，这用的是汉初周勃的故事。周勃曾经被控谋反，下狱，备受狱吏的欺侮和勒索，他出狱之后，对人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司马迁：《绛侯周勃世家》）一句话，就把狱吏的作威作福显示出来了。蒲松龄把这句话稍稍变化，用了进去。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读者，大体上也还是可以看懂它的意思，而知道这个故事的读者，更可以唤起联想，觉得这句话的意义更加丰富。像这样，用典用得不露痕迹，在从前要算是一种足以夸耀于人的工夫。有些人甚至弄到“要通篇都有来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鲁迅：《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即所谓“无一语无来历”。
从这种癖好再往前发展，古代有些作者就有了一种恶癖，叫做“用僻典”。凡是大家习见习闻的一概避而不用，尽量从罕见书中去找些极隐僻的故事和成语来用，使读者难以弄清它的意思，这就流入猜谜一类的文字游戏，一无可取之处了。因为，用典有一个条件，就是读者一定得知道这个故事。假如我们不知道廉颇晚年的事迹，就不能懂得辛弃疾的《永遇乐》里有关的这几句了。假如不知道周兴、来俊臣的故事，就不懂“请君入瓮”是什么意思，就不知道《席方平》里面那个作恶的冥王受到怎样的惩罚。就是说，只有当用的典故为读者所了解时，才能够增大效果，否则反而会给读者造成困难。至于用僻典，简直是故意和读者为难了。
现在我们阅读文言书籍，对于其中的典故，一般可以借助于注释和词典来了解它。看多了，逐渐记住一些，以后就可以更方便些了。
文言中有一些习见的用语，例如用“青眼”说“看得起”，“白眼”说“看不起”，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了。其实，这是一个典故：晋代的阮籍能为青白眼，遇到他所不喜欢的人物，就以白眼对之，他喜欢的人物来了，就以青眼对之。但是由于这已经成了一个熟语，人们用它的时候未必联想到它的出典。因此，我们今天读到它的时候，只要知道是个什么意思，不会发生误解就好了，即使一时还弄不清楚它的出处也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