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新闻炸弹在上海爆炸
1986年2月19日，一颗新闻“炸弹”在上海爆炸。被称为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剧烈地震动着。
上海一千万人民的心扉震动了。
全国瞩目。新华社播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就此事发表的评论。
外国记者迅速发出电讯，把此事视为中国的重大新闻。2月20日，上海《文汇报》头版头条，简略地勾勒了这颗新闻“炸弹”的概貌：
昨天下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布了强奸、流氓犯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的罪行，以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他们执行死刑的命令，并将这三名罪犯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对本案的其余三名罪犯，市高级人民法院于日前作出终审判决，陈冰郎犯强奸、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陈丹广犯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康也非犯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罪犯陈小蒙原是《民主与法制》杂志社记者，胡晓阳是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社记者，葛志文是新华香料厂工人，陈冰郎是中国民用航空一○二厂工人，陈丹广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船员，康也非是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工业公司职员。他们六人都是干部子弟，有的还是高级干部的子弟。
这6名罪犯自1981年至1984年，经常纠合在一起，以跳黑灯舞、贴面舞和帮助调动工作等各种手段，诱骗妇女至他们住所，肆意进行强奸和流氓犯罪活动。经查实，受到他们结伙或单独摧残的妇女有51人之多！……
报道中所说的“有的还是高级干部的子弟”，准确地讲，胡晓阳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陈晓蒙、陈冰郎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的两个儿子。
其中的胡晓阳，更准确地说，是胡立教的养子。胡立教的亲生儿子早年夭折，于是领养胡立教夫人姐姐的二儿子胡晓阳。虽说是养子，如同己出。
这样三个上海高级干部的子弟，两个判处死刑，一个判处有期徒刑20年，理所当然震撼了上海。
事后我才知道，上海能够如此坚决地对三个“恶衙内”作出严厉惩处，是因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出明确的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胡晓阳、陈小蒙、陈冰郎作出正义判决之后，1986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说：“我看了一些反映，上海判了胡晓阳案以后的反映，说这件事处理得好，敢于处理。”陈云说：“老子要开明，儿子要管严一点，要依法办事。”
在胡晓阳、陈小蒙被枪决的当天，我漫步在上海街头。
报刊亭营业员告诉我，当天零售的“上海三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很快抢光。
上海电视台播放的公判大会镜头，出现在千家万户的电视荧屏上，收看率特高。
满城议论纷纷。公共汽车上，乘客们在谈论着；理发店里，理发师手持吹风机，跟顾客聊了起来；菜场，提着菜篮的主妇们一边排队，一边说着……
“古语道，‘色’字头上一把刀！这话千真万确。”老人们引经据典，感慨万分。
我问一位年轻的出租汽车司机感想如何，他说：“我感到吃惊的是，这伙流氓中好几个是高干子弟，是住在康平路的！”
一位律师说：“这是解放以来上海最大的强奸流氓团伙案之一。”
在卢湾区人民检察院门口，玻璃橱窗里挂着6个罪犯的放大照片，还张贴着该院签发的6张逮捕证影印件。橱窗前人头攒动。我听见人们在议论：“唷，都是年纪轻轻的呀！”
在康平路居委会，人们对我说：“到底是共产党，自己生瘤自己开刀！”“康平路出这种丑事，真想不到！”“如果今后都像这次一样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风根本好转才有希望！”
种种议论传入我的耳中，引起我的深思：陈小蒙案件，究竟是怎样的案件？陈小蒙是怎样的人？他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他走过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他的死，给人世间留下了什么？
我跟陈小蒙，只有一面之交。那是在1984年8月，我到青海监狱采访。那里的一位负责同志告诉我，上海《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陈小蒙曾来青海采访，在该刊第6期上发表了访问青海省委书记赵海峰的文章，其中把“青海新生皮革厂”误写为“青海新生皮毛厂”。那位负责同志托我回沪转告陈小蒙，希望更正一下。后来，《民主与法制》杂志在第9期登了更正。
显然，我所了解的陈小蒙，是非常肤浅的。我走访了上海公安部门，才知道了陈小蒙案件的详情。
只有15个字的线索
照理，陈小蒙一案，不难破获：
第一，这个流氓团伙犯罪时间长达3年多；
第二，被侮辱的女性多至51人。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在这么多受凌辱的女性中，竟然没有一个向公安机关告发！
为什么呢？他们被“高干子弟”的光圈镇住了，唯知以泪洗面，忍气吞声而已。
这桩大案的破获，最初是从15个字中找到线索。
那是在1984年10月，一个在押犯写了一份检举材料，总共只有15个字：“我听张××说，有个女青年被轮奸了。”
那个在押犯，只是听说而已，详情一概不知。由于张××是卢湾区某服装店的女营业员，这份揭发材料就转到了卢湾区公安局。
公安人员传讯了张××，她证实了在押犯所检举的确有其事，但是，她也只是听那个受害的女青年说过而已，不知详情。好在她知道那个女青年的姓名、地址。
公安人员迅速地找到了那个女青年，她，看上去聪颖俊俏，可是，公安人员一审问，就发觉她是个十足糊涂的姑娘！
姑娘含泪诉说着：那是在两年前——1982年3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喜欢跳舞的她，随一位女友去参加一个家庭舞会。她从未去过那家。她只依稀记得，女友带她上了26路无轨电车，朝徐家汇方向驶去。在离徐家汇不远的地方下车，左拐右弯，走进一条僻静的弄堂，来到一幢楼房。舞池在二楼的一个房间，大约20来平方米。舞伴都是陌生人。跳了一阵，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邀她上楼，她稀里糊涂跟着他来到四楼的一个房间。之后，一个30多岁的男人也跟了进来，反锁了房门，她，蒙受了耻辱……
公安人员问及那男青年和那男人的特征，她只记得：在跳舞时，有人对那男青年喊了声“小鸽子”，他就答应了。至于那30多岁的男人，她的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只是“胖胖的，戴眼镜”，如此而已。
显然，找到那幢楼房，成了破案的关键。
公安人员传讯了那位受害姑娘的女友，询问那幢楼房在什么地方。也许真的因为事隔两年记不起来了，也许慑于那幢楼房主人的名声，女友没有说出确切的地址。
公安人员只得求助于受害姑娘的模糊的记忆。
夜晚，换上便衣的公安人员和那位姑娘一起登上了26路无轨电车。
唉，糊涂姑娘够糊涂的：你受了那样的屈辱，当时为什么不记下那家的门牌号——那阿拉伯字清清楚楚用漆写在门上嘛。你为什么不记下那弄堂的号码——那数字明明白白写在弄堂口的墙上。你为什么不记下那条马路的路名——那路名牌就矗立在林荫道旁。你的懦弱和糊涂，又使多少无辜女青年重蹈你的覆辙。
公安人员耐心地随着她在那一带寻找着。慢慢的，她模糊的记忆变得清晰起来。
她指着一条弄堂说：“是这儿！是这儿！”
尽管那条弄堂里有好多幢楼房，但是，一旦找到了那条弄堂，就好办了。
很快的，公安人员从里委干部那里得知：经常举办“家庭舞会”的是哪一幢楼房。因为那深夜未息的舞曲声，那舞伴们停放在楼前的摩托车、自行车，那么多男男女女进进出出，邻居们早有所闻，早有所见。
马上查明了舞会主办者的姓名：二楼，住着陈冰郎；四楼，住的是陈小蒙。陈冰郎是陈小蒙的弟弟。舞会在陈冰郎的房间里举行，而女青年受害的场所则在陈小蒙的房间。当时，陈冰郎尚未结婚，而陈小蒙虽已结婚，但他当时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学，住校，妻子住在婆婆处——正因为这样，二楼和四楼都空着。
舞会的场所、东道主查明了，但是东道主未必就等于是罪犯，还要进一步核查。
公安人员调来了陈氏兄弟的照片，放在受害者面前。她马上认出其中的一个——“胖胖的，戴眼镜”，摧残她的罪犯之一，就是他！
此人是谁？正是陈小蒙！
公安人员感到震惊：陈小蒙的父亲，是上海颇有声望的高级干部！
他们意识到此案颇为棘手，非同一般。
那么，“小鸽子”究竟是谁呢？
姑娘只记得“小鸽子”当时威吓她所说的一句话：“你去告好了，我们是高干子弟，不怕的！”除此之外，别无线索……
“小鸽子”落入法网
也许，“小鸽子”就住在陈小蒙家附近。
可是，公安人员经过调查，只在那里查到一个外号叫“野鸽子”的人。调查表明，“野鸽子”与陈家没有什么瓜葛。那位女青年看了“野鸽子”的照片，也摇头否定。
公安人员获知，某菜场的营业员曾到陈家跳舞。一了解，那个人倒知道“小鸽子”：原来，“小鸽子”叫葛志文，上海新华香料厂的工人。上海人习惯叫姓葛的青年为“小葛子”，如同叫姓陆的青年为“小陆子”一样。“小鸽子”其实是“小葛子”罢了。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一辆普普通通的机动三轮车，悄悄停靠在上海新华香料厂厂门附近。
车里，几双眼睛在注视着厂门口。
下班了，工人们蜂拥而出。
“就是他！”车里，那位受害姑娘，指着从厂里大摇大摆走出的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对公安人员说。
那男青年眉清目秀，但神态显得油滑。
机动三轮车缓缓从那男青年身边驶过。他做梦也没想到，车里一双双雪亮的眼睛在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就是他，绝对没错！”姑娘又说道。
11月24日公安人员决定传讯这个23岁的男青年——葛志文，对他收容审查。
虽然一开始他装聋卖傻，但是经公安人员点明他犯有轮奸罪，他慌了手脚。
他，交代了另一桩轮奸罪。
预审员连珠炮地发问。
他，不得不交代了一桩又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虽然他的年纪并不大，可是在犯罪的泥潭中已陷得很深。
他交代了流氓集团的成员：陈小蒙、胡晓阳、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其中陈小蒙、胡晓阳、陈冰郎是高干子弟，其余都是干部子弟。
在审讯室里，面对预审员威严的目光，他出了一身冷汗，头脑似乎清醒了些。
他这样谈及了自己怎样走上犯罪之路：
“我认识陈小蒙、陈冰郎兄弟俩后，心想：‘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们是高干子弟，有身份又有条件，无所不能。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羡慕，深为自己能认识这样两个朋友而庆幸，情愿受他们利用，并开始参加跳舞。这时，陈家强烈吸引着我，我请不到事假就去混病假，去‘享受’夜生活，感到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好像自己的路子粗了，本事也大了，跟着他们瞎狂妄，放荡不羁，胆大妄为地进行犯罪活动。认为跟他们在一起，政府不会管，就在犯罪的泥坑里越陷越深……”
有了那位女青年的揭发，有了葛志文的交代，陈小蒙兄弟的犯罪面目已经清楚。公安人员把注意力转向陈小蒙兄弟。
公安人员在葛志文家查获了空白的购买飞机票的介绍信，引起了他们的警惕：事不宜迟，很可能陈小蒙身边也藏有非法开取的这种介绍信，以便随时可以乘飞机开溜……
兵分两路拘捕陈氏兄弟
果真，1984年11月26日——就在葛志文被拘留审查两天之后，上海—南宁市之间的长途电话挂通了。
“喂，喂，是总编吗？”陈小蒙从上海给出差在广西南宁的《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挂电话。
陈小蒙告诉总编：他打听到广州有一套录像设备，价格不算太贵。他准备飞往广州，替编辑部商购这套设备。
“我很快就要回上海，等我回去以后再定。你不要去广州。”总编很明确地答复他。
陈小蒙正想挂断电话，总编问他：“你在编辑部挂电话吗？”
“不，不，我在新华社挂电话。”陈小蒙答道。
“那请你找一下×同志，叫他接电话。”总编说。
陈小蒙搁下耳机。过了一会儿，他对总编说：“×同志不在。”
电话挂断了。
十分钟后，总编忽然接到×同志的长途电话说：“陈小蒙在家里给我挂电话，说你有事找我……”
奇怪，刚才陈小蒙不是说自己在新华社的吗，怎么一会儿又说在家里呢？
显然，打草惊蛇，逮捕葛志文，已经惊动了陈小蒙。他除了从家里给总编挂电话，想溜往广州避风头之外，还给正在深圳的同伙胡晓阳打长途，告诉他：“小心点！已经动手了！”
确实，已经事不宜迟了！如果陈小蒙真的飞到广州，会很快去深圳，而那里离香港不过咫尺之遥……
11月29日，上海卢湾区公安分局一片紧张的气氛。
上午，办案人员把案情向分局领导作了汇报。分局领导严正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定要尽快搞清案情，严肃处理。”
卢湾区公安分局立即向卢湾区政法委员会作了报告，向市公安局作了报告。
这是一桩涉及康平路的大案。公安人员每走一步棋，都十分慎重而周密。
下午，鉴于陈氏兄弟的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清楚，卢湾区公安分局决定：对陈小蒙、陈冰郎进行收容审查。
市公安局也指示：要秉公执法，组织力量，尽快突破。
30日，公安人员兵分两路，执行拘捕陈氏兄弟的任务。
陈小蒙是记者，不坐班，又行踪不定，白天往往不知去向，无法在杂志编辑部拘捕他。但是，编辑部告诉公安人员，按照陈小蒙的活动规律，晚上9点半左右会回家的。
夜幕笼罩着离康平路不远的那条宽不过四五米的弄堂。寒风中，公安人员穿着便衣，等候着陈小蒙的“光临”。
四楼亮着灯光，陈小蒙的妻子正在洗衣服。
果真，9点多，弄堂口出现一个戴眼镜的男人。
当他沿着曲曲折折的楼梯步上四楼，走进家门，公安人员出现在他面前。
公安人员出示了收容审查证件，陈小蒙的脸色刷地变白了。他们在里屋交谈着，而陈小蒙那善良、无辜的妻子毫无所知，依然在埋头洗衣服，只是以为夜里来了客人罢了。
直到公安人员来到陈小蒙妻子面前，出示了收容审查陈小蒙的证件，她还以为公安局要找她的丈夫谈话而已，说道：“今天夜深了，让他明天到局里去一趟，好吗？”
她，被陈小蒙蒙在鼓里。清清白白的她，一点也不知道丈夫的胡作非为！
直到公安人员把陈小蒙押走，她还以为，他明天就会回来！
也就在这一天，另一路公安人员来到某专科学校，拘捕了正在那里“进修”的陈冰郎。
深夜10点40分，陈氏兄弟被押到卢湾区公安分局。消息真灵通，马上有好几个电话打到卢湾区公安分局，“关心”着陈氏兄弟。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在陈氏兄弟落网之后，逍遥法外、远在深圳的胡晓阳成为上海市公安局要“吃”掉的下一颗棋子。胡晓阳的来历非同一般。他的父亲当时是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何况他又是独子。
胡晓阳虽然也算是个记者——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其实肚子里有多少墨水，他自己知道。个子长得粗壮，天不怕，地不怕，俨然“好汉”一条。他谈起女人来，眉飞色舞，毫不掩饰。
胡晓阳的形象，有点像施耐庵笔下的“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那厮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京师人惧怕他的权势，谁敢与他争口？叫他做‘花花太岁’。”
胡晓阳寻花问柳，早在1974年便犯有劣迹。他毫无人性，甚至强奸战友之妻。
几年前，胡晓阳就因犯下走私罪和奸淫妇女罪，受到过处分。可是，他凭借自己是高干子弟，满不在乎。他看中了深圳，干脆，到那里去鬼混，成天价收看香港电视。
虽然陈小蒙打长途电话给他漏了风声，他依然保持“好汉”本色，不在乎。鞭长莫及，哼，看你上海公安局能怎么样？
上海市公安局下定了决心。在拘捕了陈氏兄弟之后，上海市公安局领导研究了胡晓阳的问题后指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种人不抓，还要我这当公安局长的干什么？！”“排除一切干扰，严格依法办事！继续组织力量，抓紧突破！”
上海市公安局决定要拘捕胡晓阳。
真是神通广大，马上有人给胡晓阳通风报信，叫他不要回上海。
胡晓阳暗笑：上海市公安局敢来碰我？
1985年1月23日，传来紧急消息：胡晓阳已经登上飞机，随同到深圳参观的父亲一起回上海，准备在上海高高兴兴过春节哩！要知道，再过五天，就是阴历大年夜了。
胡晓阳趾高气扬地回到了上海。
就在这一天，卢湾区公安分局作出了收容审查胡晓阳的决定。
下午1点，离康平路只一箭之遥的高级宾馆——衡山宾馆，已处于公安人员的监视之下。
公安人员干吗不去胡家抓捕，却在衡山宾馆撒网？
原来，公安人员事先经过细致的调查，已经掌握这位“花花太岁”的活动规律：他回沪，不大在家过夜，却总爱住高级宾馆，轿车出入。大抵因为衡山宾馆离家最近，他常在那里歇脚。
十几位公安人员穿着便衣，隐蔽在各处，严密注视着来往行人。
天色渐暗，轿车一辆接一辆来到宾馆门口，一个个旅客归来，唯不见那长得五大三粗的胡晓阳。
夜深了，胡晓阳仍不见踪影，他躲到哪里去了？会不会又有人“关照”他，知道了衡山宾馆有人“等”他？
公安人员坚信事先的调查是准确的，依然坚守各自的岗位，严阵以待。
直到东方露白，胡晓阳竟然没有出现！
茫茫上海，浩浩人海，到哪里去找胡晓阳？
日出日落，一天飞逝。
夜幕再度降临。晚7点，一辆轿车停靠在衡山宾馆门口，跳下一个穿着防雨面料滑雪衫的汉子。
“胡晓阳！”等候了一天一夜的公安人员，差一点喊出了声！
来人正是胡晓阳。他，大摇大摆地直奔餐厅，惬惬意意地吃了顿晚餐。
喂饱肚子之后，他熟门熟路，来到三楼，步入一间客房。
网，朝这间客房收拢。这时候，宾馆里进进出出的旅客甚多，公安人员并不急于对胡晓阳下手。
一直到夜里10点，公安人员敲响了胡晓阳的房门。
胡晓阳见到门口站着三个陌生的不速之客，满腹的不高兴，问他们要找谁。
说话间，两位身着便衣的公安人员已迅速步入客房，拦断胡晓阳的后路。
三个不速之客，形成了一个三角形，胡晓阳处于三角形的正中。
“这是收审证！”公安人员用严峻的声调说道。
咔嚓一声，胡晓阳被戴上了手铐。
经过审问，公安人员才弄清楚胡晓阳昨天的行踪：他的晚饭，是在静安宾馆吃的。晚饭后，来到与静安宾馆毗邻的上海宾馆打牌。玩够了，坐上小轿车，到黄浦江畔的上海大厦跟别人吹牛，一吹就吹了一夜！
他的信条是及时行乐。正因为这样，一个夜晚可以连逛三家高级宾馆。凭着高干子弟的金字招牌，出入这些门卫森严的高级宾馆如进无人之境！
就连他被戴上手铐，也依然“好汉”一条。他相信，过几天就会烟消云散，什么事也没有，他还是照样过他的“快乐的王子”的生活。公安局委屈他住几天拘留所，不过是走一走“形式”罢了……
两天之后，——1月26日，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工业公司的康也非，在深圳落网。
这个流氓集团中唯一尚未捉拿归案的成员，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船员陈丹广。他正在海上航行。
1985年2月15日，“清河城”号远洋货轮在上海浦东高庙刚刚靠岸，公安人员就出现在陈丹广面前。他还来不及弄清是怎么回事，冰冷的手铐已经戴在他的手上了。
就这样，从1984年10月那个在押犯写了只有15个字的检举信后，短短的四个多月中，从侦察到收容审查，陈小蒙流氓集团的4名成员全部被押进了审讯室。
消息传出，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层中引起了震惊……
“两面人”，“化身博士”
面对着厚厚的陈小蒙流氓集团案卷，我陷入了沉思：
向广大读者揭露他们一伙的无耻行径吧，大可不必，一位律师称他们为“一伙灭绝人性的流氓”。我想，引用他的这一句话，就足够了。
围绕着陈小蒙案件的幕后斗争，也是尖锐的。然而，现在披露这些问题，还为时过早。写一写在侦破和审理陈小蒙一案中秉公执法、辛勤工作的公、检、法人员，那当然是非常值得的。但那将是另一篇报告文学的主题。
文学是人学。我想，报告文学应当剖析人的灵魂。陈小蒙在受审时写下的一段自述，引起我的注意：
“回想我36年的人生，我曾以假象骗取领导和人们对我的信任。因为我不是文盲、法盲加流氓式的人。恰恰相反，我受党教育多年，人民又培养我上大学，以后又当上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记者，而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革命老干部。由于我有这些优于小流氓的条件，加上我以伪君子的面目出现，我对社会有更大的危害性。”
我把目光集中于陈小蒙身上。我以为，在6名罪犯中，陈小蒙最富有典型性。这不光因为他是主犯，是高干子弟，更重要的，就在于他“不是文盲、法盲加流氓式的人”！他的典型性，正是这一点。
陈小蒙和胡晓阳同为高干子弟，同为主犯，但是两人的形象截然不同：胡晓阳平日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处处要显示自己高干子弟的“架势”，好色露于言表，“理直气壮”地向人宣扬“性解放”理论，一副有所恃而无所恐的神态。陈小蒙却不是如此这般，诚如他自称的“伪君子”。就罪行和犯罪手段的残忍，陈小蒙比胡晓阳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平时他给人们的印象，却是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
我走访了陈小蒙的同事。他们用这样的话语，形容往日陈小蒙给他们的印象：“他为人随和、谦卑。见到年纪稍大一点的同事，言必称‘老师’，一点也没有盛气凌人的味道。”“他的衣着非常朴素，穿来穿去，就那么两件中山装。”
“他很好接近。即使是从不相识的陌生人，跟他谈了一两分钟，马上就仿佛成了老朋友似的。”
“他显得很坦率。”
“他谈吐文雅，从不在我们面前谈及女人之类事情。”
“他博闻强记，给人颇有学问的印象。”
“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写作能力都不错。就记者工作来说，他是称职的。”
“他被捕之后，我们相当吃惊——我们一点也没想到，他是这样一个人。在平时，他没有露出丝毫马脚！”
陈小蒙同事们的话，是真实的。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善于掩盖自己内心世界的人，一个密不透风的人。
他是在1983年1月到《民主与法制》编辑部工作的。我逐期查阅《民主与法制》杂志，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接连发表了采访陆定一、王首道、上海市副市长阮崇武、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青海省委书记赵海峰等的文章（有的与别人合写），谈论的话题都是关于如何加强法制建设。他还采写了好几篇审理案件的通讯。在千千万万读者面前，他是以社会主义法制的宣传者、捍卫者的身份出现的。他的公开形象跟他暗地里干的罪恶勾当，仿佛正极与负极，仿佛高温与低温，仿佛红与黑，反差是那样的强烈、鲜明。
我不由得记起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所描绘的“两面人”：“他们个个头戴浩然巾，都把脑后遮住，只露一张正面，却把那面藏了。”他们的正面，“和颜悦色、满面谦恭”，令人“可爱可亲”。然而，当那个唐敖悄悄揭起“两面人”的浩然巾，不由得大叫“吓杀我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见到了“两面人”的另一面——“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面横肉。他见了小弟，把扫帚眉一皱，血盆口一张，伸出一条长舌，喷出一股毒气，霎时阴风惨惨，黑雾漫漫……”
绝妙，绝妙。18、19世纪的李汝珍，仿佛给20世纪80年代的陈小蒙勾画出一幅惟妙惟肖的图像！
我也不由得想及英国著名作家史蒂文森在小说《化身博士》中所刻画的“两面派人物”的形象：小说的主人公居然具备“两个人格，两个外貌”。在公众面前，他是“一个德才超群的知名人士”，而在背地里却化为另一个人，“急不可耐地追寻那种赏心乐事”，“带着野兽般的贪欲寻欢作乐，而不惜给其他人以任何程度的痛苦和折磨”。
绝妙，绝妙。19世纪的史蒂文森，也给20世纪80年代的陈小蒙画了一幅酷似的肖像！如果问：陈小蒙是什么样的人？
哦，他就是李汝珍笔下的“两面人”！他就是史蒂文森笔下的“化身博士”！
人前，人后；明里，暗地；公开，秘密——他迅速变换着他的两重人格，两面形象。
以正人君子的面目，背地里骄奢淫逸，他以为快乐。其实，他强装正经生活在人间，内心是痛苦的。那位“化身博士”曾夫子自道：“从来没人受到过我这样的磨难和痛苦，这样说已够说明问题了。久而久之，习惯最后也给这些痛苦带来一种心灵的麻木，一种绝望的默认，却没有带来痛苦的缓解。”
陈小蒙呢？何尝不是如此。
1983年第9期的《民主与法制》杂志，曾刊载陈小蒙写的一篇通讯《在“导演”招牌的前后》。此文是写某电影制片厂导演黄某堕落的历程。陈小蒙入狱后，曾坦白了自己当时的心境：“我自己觉得脸红心跳，犹如在写我自己一样！”
他假、他恶、他丑，却要装真、装善、装美，他的内心是非常空虚、苦闷、惶恐的。
原本是奋发向上的少年
“人之初，性本善。”陈小蒙是新中国的同龄人——生于1949年。他的胸前曾飘荡着鲜艳的红领巾，在星星火炬队旗下他曾一次次呼号：“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时刻准备着！”在图书馆尘封多年的架子上，我找到了上海《少年文艺》杂志1962年第七、八期合刊。在“少年习作”栏目里，我查到陈小蒙平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散文《我在东海前线》。当时他13岁。作者的名字之前，写着：“上海第一师范附小”。
文风清新，文如其人。我读着这篇两千字的散文，面前仿佛站着一个天真、纯朴的少年：“明天，爸爸要带我到祖国最前线去，和亲爱的解放军叔叔会见，我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了。
“晚上，星星布满了天空，它们不时向我眨眼，像是羡慕我的幸福，也像是告诉我，明天准是个好天气。临上床时，我嘱咐自己：可千万别睡过头呀！
“可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一连串问题在我脑海中回旋：前沿阵地是什么样儿呀？大炮究竟有多大？炮弹是不是像妈妈说的和我一样高？手榴弹有多重？想着，想着，不觉天色已经放亮了。我一骨碌翻身起床，急急忙忙穿好衣服，朝楼下奔去。
“汽车在新铺的红土公路上飞驰，两旁新种的小树在眼前掠过。远望去，军民合修的水库，被朝霞映得金光灿灿。汽车穿过了两个村庄，在一片空地上停了下来。
“前沿阵地到了。这儿就是祖国的大门，是我日夜想念的地方。一到这里，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儿的一切多么严肃，多么紧张啊！对面就是敌占岛屿，它离我们只有两千米，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在这块土地上，曾经落下过多少发美国炮弹，曾经有多少英勇的战士为了保卫祖国，光荣地献出他们的青春。前线，这是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名字啊……”
在这篇《我在东海前线》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陈小蒙从小生长在一个革命的家庭，受着革命的教育。他有着能够带他“到祖国最前线去”的爸爸，有着知道炮弹和他“一样高”的妈妈，他所崇敬的是那些“为了保卫祖国”而“献出了他们的青春”的战士。当然，也不难看出，作为一个小学生能发表这样文笔流畅的文章，也说明少年时代的陈小蒙是才思敏捷的。
然而，一个巨大的问号，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一个奋发向上的少年，怎么会变成一个“两面人”，怎么会堕落成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犯？
显然，要探索陈小蒙人生的历程，不能不了解陈小蒙的家庭，不能不了解他的父母。
我很想跟陈小蒙的亲人们聊一聊。然而，我又感到十分犹豫：在这样的时刻，上他家去合适吗？在这样的时刻，请他们谈陈小蒙合适吗？陈小蒙成了死有余辜的人，他们愿意谈吗？
我来到离我家不远的康平路。这条马路不长，又不通公共汽车，本来在上海鲜为人们所知。
然而，“文革”中的“康平路事件”轰动了上海，于是这条幽静的柏油马路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而且人们知道了康平路意味着什么。哦，好多人这时才注意到，康平路上竖着禁鸣喇叭的标志……
爱与恨交织在母亲心头
陈小蒙的父母，住在康平路的一幢楼房里。我叩响了房门。开门的人一头齐腮直梳白发，双颊红润，衣着朴实，双眼流露出诚挚的目光。她，便是陈小蒙的母亲。当我简单地说明来意，她思索了一下，随即领我进屋。
我坐在一张皮沙发上。沙发紧靠着一张宽大的书桌，那是陈小蒙的父亲平常看书、写字的地方。我的对面是一张双人床。右侧墙上，挂着陈小蒙父亲的大幅遗照——他消瘦，脸色严峻。遗照两边，挂着悼联。遗照下面，写着妻子、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以及儿媳、女婿、孙子、孙女们的名字。
陈小蒙的母亲63岁，已经离休，患高血压。她久经风雨，显得冷静、豁达、爽朗。我很感谢——她在陈小蒙死后的第七天，能够克制自己的感情，跟我长谈，一口气谈了四个小时。她的女儿、女婿、小儿子，也都谈了许多情况，使我对陈小蒙的家庭有了较多的了解。
她直言不讳，谈起了陈小蒙。她说：“陈小蒙是我的儿子。今天，他犯了罪，我作为母亲，没有教育好子女，是有责任的。我是母亲，也是干部、党员。我和子女之间既是母子关系，也是同志关系。我们的家庭，是革命的家庭。我们的家教向来是很严格的……”
她长叹了一口气。小蒙和冰郎违背了父母的教育，瞒着父母犯下了罪，怎能不使她痛心疾首！
她道出了内心错综复杂的感情：“小蒙死了。许多人怕我精神上受刺激，劝我忘了小蒙。但是，我忘不了他！我忘不了他因为我爱他，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因为在‘文革’中他曾救过我；我忘不了他因为我恨他，因为他犯了罪，因为他给父母、给家庭、给党、给人民、给社会带来了灾难！”
陈小蒙既是儿子，又是罪犯。她既是母亲，又是革命老干部。爱与恨，一齐涌上她的心头，交织出难以名状的感情之网，如同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咸混在一锅。她如实地谈这些，没有一味对陈小蒙进行谴责，倒反而使我感到她的感情是真实的。她毕竟是母亲。
但是，她是镇定的。这几天，她一下子成了康平路众目睽睽的目标，议论纷纷的中心，她照样下楼去取牛奶，照样去买菜，一切照常。她没有流泪，也无法强作笑颜。她的内心是异常苦闷的。
我问起她的家庭，她陷入了回忆之中……
那是在战火纷飞的1942年9月，她跟她的丈夫——老陈在豫皖苏边区的洪泽湖畔结婚。主婚人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婚礼，只花了两元边币，请大家吃了顿面条，吃了几个梨而已。把高粱秆子铺在床板上，把两个铺盖卷放在一起，就算是新房了。
她生了四子二女，还领养了一个烈士遗孤作为女儿。
她的长子现在是安徽省某厅的处长，表现不错。陈小蒙是次子，陈冰郎是三子。在她的子女之中，陈小蒙最聪颖，从小喜欢写作。本来，父母曾对他寄予厚望。唉……
父亲的戎马生涯
中国历来讲究家教。就连子女失礼，人们惯用的指责语便是“没有家教”！《老残游记续集》第二回中，就有这样的话：“宋次安还是我乡榜同年呢！怎么没家教到这个田地！”在家教之中，尤重父教。早在《三字经》里，就有“养不教，父之过”这样人们熟知的格言。
在“文革”中，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歪联，贴遍全国城乡，充满“左”的色彩。既有血统论的成见，也含有“父教”之意——因为其中所强调的正是“老子”与“儿”之间的必然联系。
这一次，当陈小蒙案件公布之后，我又听到一种议论：“不足为怪——高干子弟嘛！”言外之意，高干家庭出陈小蒙这样的人，是必然的。
面对着种种相异的观点，我探索着陈小蒙的家教、陈小蒙的父教，探索着作为高干的父亲与作为罪犯的儿子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我在上海文艺界工作了20多年，对陈小蒙的父亲的情况是熟悉的。他的大致经历是：1914年生于安徽省巢县。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投身革命。他担任了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本名刘毓珩。1938年2月，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新四军团政委，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在他的戎马生涯中，值得特别提到的有两件事：
一是在1938年，他受到刘少奇的派遣，前往国民党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由于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风云人物，国民党对他的名字刘毓珩是很熟悉的，刘少奇要他改名换姓，以适合做秘密工作。换姓什么呢？换姓陈——他的母姓。至于他的名字，则是刘少奇给他取的。后来，他一直沿用这个姓名，以致子女也都姓陈。至于他的本名刘毓珩，却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一是他擅长写作，第三野战军的通令、布告、《拂晓报》的社论，很多出自他的笔下。1948年12月，那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初稿便是他起草的。经毛泽东审阅，做了几处修改，发出。后来，此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才广为流传。
1949年在上海解放的枪炮声和秧歌、腰鼓声响成一片的时刻，他添了一个儿子——陈小蒙。
烽火连天的岁月终于过去，安定幸福的日子终于来临。
新中国如光焰万丈的旭日，在世界的东方冉冉升起。他对自己那与新中国同龄的儿子充满希望：父辈打江山，愿下一代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
20世纪50年代：父与子一帆风顺
1957年5月，虽说是一桩小事，但至今仍留存在上海第一师范附小的老师们的记忆之中。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上海。在挑选向伏罗希洛夫献花的孩子时，陈小蒙的哥哥被选中了。除了考虑到他的哥哥品学兼优之外，当然也考虑到家庭——高干子弟在政治上是可以放心的。
就在伏罗希洛夫到达上海的时候，给他捧上鲜花的，却是一个女孩子。
陈小蒙的哥哥被临时撤换了，其中的原因是他穿的裤子上打着补丁！
就家教而言，他的父母确是严格的。
尽管他们家离上海一师附小相当远。但是，几个孩子去上学，都来回步行，不坐公共汽车。
书包里放着从家里带去的饭当中饭，中午不回家。
不是买不起新衣服，不是买不起车票。在50年代，陈小蒙父亲历任要职，一帆风顺：一进上海，便任上海市军管会政治部副部长。不久，调南京任市委宣传部长。然后，又回上海，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华东文教委员会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学校工作部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社联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上海文联副主席。
陈小蒙的童年，是一帆风顺的。他的少先队臂章，从一道杠增加到三道杠。小小年纪，发表了那篇《我在东海前线》。当他考入上海第五十一中学，初一时写的一篇作文，被收入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陈小蒙留给老师的印象是美好的。他喜欢写作，他憧憬着未来的职业是记者，是作家。
父亲是奋发向上的。
儿子是奋发向上的。
高干家庭在那时给予陈小蒙的影响是积极的：不是生活的优裕，不是政治上的优越，而是前进的推动力，是革命的责任感。
从高干跌为“牛鬼蛇神”
三国时，嵇康写过这样的诗句：“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上海是“四人帮”的老巢，“文革”的策源地。上海文坛乃是风急浪涌、危机四伏的地方，张春桥在这里起家，姚文元在这里舞棍子。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椅子不是好坐的。
“文革”的锣鼓还没有敲响，争夺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大权的斗争已经白热化。江青曾找过陈小蒙的父亲，想争取他，未能成功，于是要“刷掉”他。
1963年春，在上海市委思想工作会议上，陈小蒙的父亲遭到了“批判”：张春桥取而代之。
张春桥主持宣传部党员大会，亲自宣布对陈小蒙的父亲留党察看两年的决定。不久，把他“发配”到扬州，在江苏农学院充任教务处副处长。1965年，干脆，把他开除党籍！
诗言志。他在扬州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倾诉心中的愤懑：
冷落门前车马，新桑碧柳低垂。
莫道幽居寂寞，举头可望青天。
1968年4月17日，“四人帮”御用的写作班子在当时的《文汇报》上，抛出两大版的批判文章，罗列了他的种种“罪行”。我查阅了这篇长文，摘录若干原文于下，即使不加任何注释，今日的读者也可从中明白他被“罢官”的原因：
“他恶毒地咒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三面黑旗’，胡说什么总路线‘从头到尾有错误’，大跃进是‘大破坏’，人民公社弄得‘十室九空’，声嘶力竭地鼓吹‘三自一包’，宣扬‘分田到户’。”
“他对姚文元同志恨之入骨，疯狂围剿，恶毒地咒骂姚文元同志‘简单粗暴’，是‘棍子’、‘框框’。”
“他为了跟一小撮阶级敌人‘交流’反革命的感情，更是四出活动，到处找胡风骨干分子、右派分子、叛党分子、坏分子谈话，替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鸣冤，替他们翻案，猖狂地叫嚣‘胡风问题现在尚未定案’，扬言要‘把宣传系统下放在农村的右派分子，都调上来工作’，真是起劲得很哪！”
“文革”中，尽管他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不低头，不屈从，写下了明志诗：
粉骨碎身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他从高干跌为“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地地道道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家庭也随之一落千丈。
康平路与他无缘了。1966年，他家搬进本文前面提及的那条弄堂——本是一位花匠住的房子。一家三代十来口人，拥挤在两间屋子里：他和妻子住在二楼，岳母带着孩子住在四楼。
他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20来年后，当他官复原职，迁回康平路，把这儿的四楼留给陈小蒙，二楼留给陈冰郎，这落难时的住处竟成为两个儿子犯下大罪的场所！
家破人亡，天各一方
株连，亦即株蔓连累，本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破烂，然而，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文革”，既奉行“现代迷信”，也奉行“现代株连”。
按照“老子英雄儿好汉”，陈小蒙本属响当当的“红五类”。随着“老子”变成“反动”的“走资派”，他也一下子变为“黑五类”。他的全家都受到了株连。
一度贬职扬州的陈小蒙父亲，被“揪”回上海批斗。
陈小蒙的母亲，也被戴高帽，游街，天天领教“口诛笔伐”，接受“监督劳动”——扫马路。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陈小蒙的妹妹才10多岁，成了当家人。由于父母的工资被扣，全家每天的菜金只有五角钱！她用两角五分钱买肉，花一角钱买豆腐干，再买一角五分钱卷心菜或者茭白，一锅煮，盛两碗，全家一起吃两顿。
在那多难之秋，奶奶的死和樱桃姐姐的死，使全家陷入无言的悲痛之中……
奶奶是全家的长者，亲手把孙子、孙女带大，深受全家的敬重。
奶奶其实是外婆。陈小蒙的父亲从不让孩子叫她外婆，为的是怕老人在女婿家见“外”。老人很早就在老解放区参加过革命工作，后来一直生活在陈小蒙家。
1969年元旦，80高龄的奶奶患急病，送进医院抢救，她——受陈小蒙父亲的株连，被视为“黑五类”！
樱桃是陈小蒙的妹妹，全家都关心她，照料她，因为她是弱者——母亲在怀她时生病，服用的药物有副反应，以致她一降生，就有点痴呆，但生活尚能自理。
可是，“造反派”到陈家采取“革命行动”时，竟把这不幸而无辜的孩子从四楼推下，跌断了腿，病瘫多年而死。
死者去，生者痛。一老一少的罹难，给全家留下难以愈合的心灵的创伤。
死的死，散的散。“文革”风暴把陈家吹得七零八落，天各一方：
母亲去“五七干校”接受“改造”。
大哥被分派到辽宁辽阳。
大嫂在安徽。
大姐在新疆。
陈小蒙作为知青，到黑龙江兴凯湖畔的虎林接受“再教育”。
陈冰郎在江西农村插队落户。
妹妹在湖北。
父亲被“揪”回上海，关押在当时的天马电影制片厂“牛棚”里，大会批，小会斗。他的身体本来就虚弱，15岁便患肺结核。七斗八斗，他病倒了。1969年，寒冬腊月，他被“揪”到扬州挑河泥，得了大叶性肺炎，差一点把命送掉！
唯有小弟弟被留在父亲身边，他生于1960年，那时候还只是小学生哪！
他们家本来有保姆。“哼，‘走资派’还要保姆服侍？”“造反派”赶走了保姆。
保姆重情义，她常常在晚上抽空来，替陈家洗衣服，却分文不收。她知道，陈家正穷得揭不开锅！
邻居也挺不错，三楼住着一位中学老教师，看到陈小蒙的父亲躲在阴冷的北屋里生病，实在不忍心，就请他到自家朝南的阳台上晒太阳。
陈小蒙的父亲惦念着远方的子女。他给子女寄去一封封家信，期望他们走正路，抓紧时间读点书，学点文化，学点马列。
父与子，各在天一涯，同受煎熬。父亲从高干沦为贱民，成为“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使儿子的“大学梦”、“记者梦”化为泡影。陈小蒙在茫茫北大荒，虽然也“举头可望青天”，寥廓苍穹，不见一只南飞雁……
不论父亲还是儿子，心中都明白：“四人帮”不倒，陈家无出头之日！
“文革”前，曾有将军、曾有老帅，替陈小蒙的父亲说过几句公道话。张春桥听了，凶神一般咬牙切齿说：“不管北京南京，将军元帅，就是要叫你陈××永世不得翻身！”如今，张春桥在北京掌大权，姚文元也从“小棍子”成为“大棍子”，至于江青更是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他怎能“翻身”？
历尽三九寒，倍觉阳春暖
1976年，“四人帮”终于被赶下了历史舞台。
陈小蒙的妹妹，用这样的话语，向我说起她当时兴奋的心情：“那时候我在湖北，宿舍在四楼。有人告诉我‘四人帮’垮台了。我连忙上街到处寻找。买什么呢？买鞭炮。我要买一串特长的鞭炮，从四楼窗口一直挂到楼底，欢庆这历史性的胜利！”
陈小蒙在安徽也兴高采烈，意识到大翻身的日子到来了。
他是在1972年底，从黑龙江调到安徽——那时，他无法调回上海，他在合肥工业大学“生产指挥部”当工人，当采购员。
且慢！他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陈小蒙要求上大学，被拒之门外。陈小蒙的妹妹申请入党，也没有得到批准。
子女的命运，又是与父亲的命运紧相连：他们父亲的冤案迟迟得不到平反。
为什么呢？
因为要给陈小蒙的父亲平反，不那么简单。1968年4月17日《文汇报》的那篇“批判”长文，一开头，就搬出了唬人的招牌：
“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就在柯庆施同志亲自主持下对他进行了批判，并且罢了他的官，撤了他的职，把他开除出党。”
在粉碎“四人帮”不久，那时人们还把柯庆施看成“红线人物”，当成“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定的案，怎么能翻呢？陈小蒙的父亲叹道：“千古奇冤，我是第二！”
冰雪日渐消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两个凡是”，明确地提出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作为平反的第一步，在1978年，陈小蒙的父亲终于恢复了党籍，结束了被开除出党13年的苦难历程。但是，他还只是一名普通党员，还不是高干。
陈小蒙的妹妹，终于入党了。
陈小蒙也终于跨入大学的校门。他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历尽三九寒，倍觉阳春暖。从外地返回上海，从采购员变为大学生，陈小蒙深知今天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古语道：“三十而立。”他，被那场浩劫耽误了多少宝贵的青春时光，年近30才念大学！多少年来，由于父亲蒙尘，投向他的是睥睨的目光，处处矮人一头，低人一等，挺不起腰，抬不起头。如今，胸前挂着闪闪发亮的大学校徽，耳际响着琅琅书声，真是今非昔比。
如同久旱得甘霖，他渴求知识。他很用功，学习成绩不错。
1979年，他结婚了。那时，他的父母仍住在那条弄堂里，把四楼的房间腾出来给他做新房。
父亲还没有恢复工作，没钱给他置办家具。比他小两岁的弟弟陈冰郎，在“文革”中干过木匠活，便亲手为哥哥做了一套简朴的家具。比起大哥来，陈小蒙结婚算是“阔气”多了——三年前，大哥和大嫂从安徽回上海结婚，家中只有为他们烧了三菜一汤，买了一块铺板而已！
小家庭是幸福的。妻子忠厚、贤惠，与公婆一起生活，相当和睦、融洽。
婚后不久，陈小蒙当上了爸爸。他的儿子长得活泼、伶俐，全家老小都喜欢。
学习之余，他埋头写作。他写小说，写剧本。后来，他还导演了两部电视剧。
他对父亲充满了同情，常常为父亲的问题迟迟得不到彻底解决而愤愤不平。他曾深情地对父亲说：“我要把你坎坷的一生，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父亲喟然长叹，泪水盈眶……
此时此际，父子俩的感情还是“同步”的；
在50年代，父亲奋发工作，儿子奋发学习，他们是“同步”的；
后来，父亲罢官，儿子失学，同食苦果，同遭厄运，他们是“同步”的：
眼下，父亲年近古稀，特别是1978年12月查出身患肺癌之后，知道来日不多，急盼重新工作，有着强烈的迫切感。儿子呢？已过而立之年，却还是个大学生，也急于要写出点东西，同样有着强烈的迫切感。他们仍然“同步”。
1981年来临了，父子俩不再“同步”了……
父与子分道扬镳
几经周折，直至胡耀邦亲自过问，陈小蒙父亲的错案终于得以平反。
1981年，他终于“官复原职”，重新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从1963年被罢官，到1981年复职，整整18个春秋！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他，历尽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磨难，以病弱年迈之躯，重返战斗岗位。
这一年，他67岁。他的五叶肺中的四叶，患肺结核、肺气肿、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而剩下一叶肺的下端，已发现癌。他连上楼都觉得吃力，脚步慢吞吞的，透不过气来。他的肺活量只有正常人的1/3！
他在晚年益发努力。他以异乎寻常的毅力工作着。人生唯有工作着，才是有价值的。他常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找人谈谈，一谈就是几小时。人走客去，他往往久久地坐在沙发上，动弹不得，甚至连解开纽扣、脱去外衣的气力都没有了，要靠妻子照料。
他常说：“给我留下的时间不多了。现在不干，更待何时？”
他对医生说：“给我动手术吧——我不是为了多活几年，而是为了多做点工作。我失去的时间太多了！”
他搬回了康平路。考虑到陈小蒙已经结婚、陈冰郎准备结婚，他把那条弄堂的房子，留给了两个儿子。
父亲恢复高干身份，陈小蒙也就再度成为高干子弟。18年前，他只是十几岁的孩子，高干子弟的身份对于他来说只是意味着一种约束，意味着严格的要求，意味着各方面都应当比别的孩子做得更好些。但是，18年来，他经历了漫长的贱民生活，平民生活，如今失而复得，却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自己的父亲，对待自己的身份。那种高干子弟的约束感，被优越感所代替。他觉得高人一等了。
1981年春节，陈小蒙的父亲为了争取重新工作，去拜访当时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胡晓阳的父亲。陈小蒙的父亲把自己最喜欢的儿子——陈小蒙带去了。在那里，陈小蒙第一次结识了胡晓阳。
父亲跟父亲谈着工作，儿子跟儿子聊着山海经。
胡晓阳毫不掩饰地向陈小蒙吹起了“女人经”，顿使陈小蒙“大彻大悟”。俩人一拍即合，真是“相见恨晚”！
后来，陈小蒙在亲笔供词中，这样写道：
“我认识胡晓阳。那时，胡晓阳经常请我喝酒，同我谈玩女人的经历……渐渐地，我觉得他对生活的理解比我实惠，甚至比我深刻。现代社会已越来越开放，人的思想也越解放了，男女之间不应再固守那么多的封建信条。……我很羡慕他的经历，觉得自己以前30多年太傻了，活得太清高，太没味了，算是白活了。认为他已经享受了现代人的生活，我也要过这种生活。
“我对所谓‘性解放’、‘性自由’的说法是接受的、欣赏的。认为‘性解放’毕竟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必由之路。中国人头脑中，封建意识跟不上世界潮流的发展……”
好一个走历史“必由之路”，那分明是一条犯罪之路！
陈小蒙走上犯罪之路，胡晓阳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苍蝇不叮无缝之蛋，毕竟他的思想有过裂缝，才会跟胡晓阳一拍即合，诚如他的亲笔供词所述：
“1972年底到1973年夏天，我从北大荒调到安徽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当时受到了玩弄女性的丑恶思想的影响，猥亵了多名邻居和亲戚的女孩，后来在合肥工大生产指挥部‘以工代干’，受到党组织的教育和老同志的传、帮、带，下决心永不再犯。”
在他的供词中，还交代了他在华东师范大学求学时，一位美国教授所谈的“性解放”理论，曾使他心灵为之触动。他记得那位美国教授曾说：
“诸君以后如果和女朋友一起去美国留学，那么就会在一天清早发现，昨天还和你在一起的女朋友，今天却挽着另一个男子的手向你走来，而且还毫不回避地、高兴地和你打招呼。那时你若还痴情，美国可没有黄浦江可跳，只有密西西比河了。”
那时，他还只是对西方生活产生向往之情。如今，胡晓阳的“现代人”理论，冲决了他“永不再犯”的精神堤防。高干子弟的身份，使他忘乎所以，视法纪为草芥。此后不久，他结识了葛志文。葛志文寻花问柳已久，身边竟有一本女青年的花名册，他骑着摩托车，把一个个女青年送往陈家参加“家庭舞会”。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沆瀣一气，结成了流氓集团。
陈小蒙从“理论”转向“实践”……
就这样，在1981年，陈小蒙和他的父亲分道扬镳：父亲向上，用生命的最后一口气为革命事业拼搏；儿子向下，一步一步迈向罪孽深重的火坑。
他忘记了过去
父亲出于一番好意，给两个儿子留了房子。当陈小蒙、陈冰郎加入了流氓集团，那两间房子却为他们犯罪提供了场所！
二楼是留给陈冰郎的。陈冰郎在1982年6月才结婚。结婚之前，那房间空着。
四楼留给陈小蒙。当时，陈小蒙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上学，住在学生宿舍。他的妻子不愿单身住在四楼，就搬到康平路，跟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于是，四楼也空着。
这个地方，父母不来，单位不知，邻居不管，成了陈氏兄弟犯罪的防空洞！
为了诱骗女青年，陈氏兄弟把二楼作为舞场，举办了一次又一次家庭舞会。在舞会上看中了猎物，就以种种借口骗上四楼，在那里进行犯罪活动。本文开头提及的那个女青年，就是上当受骗者之一。
陈小蒙在供词中，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
“本来我对跳舞不感兴趣。事隔半年，我喜欢跳舞了，因为通过跳舞这种方式，可以达到奸污女青年、满足自己淫欲的目的。我知道自己舞步走得不好，对于使女性产生好感是一个缺陷，但我就用其他方面的优点来补充，如善于谈吐，利用大学生、当过电视导演等身份，炫耀自己，笼络感情。我的相貌并不好看，但因为我是高干子弟，父母有一定职权，有些女青年便同我接近，并有求于我。我就乘机将她们奸污，认为这是相互满足，各取所需，你求我，我搞你，公平交易。以为这就是过上了现代人的生活。每当我奸污了一个女青年，我觉得又多了一个，像取得了一个胜利，常常带着欣赏的眼光加以回味。在单位、在家里，我是一个工作积极、正派的正人君子，他们绝不会想到我会干这种犯罪的事。我就这样，渐渐变成了一个两面人，伪君子……”
他忘了，他忘了父亲受迫害时在这里口吐鲜血；
他忘了，他忘了母亲在这里戴着高帽挂着黑牌；
他忘了，他忘了奶奶死去时这里的悲泣声；
他忘了，他忘了无辜的樱桃在这里死于谁手；
他忘了，他忘了他们家当年怎么会从康平路被赶到这里；
他忘了，他忘了他和妻子的婚礼是在这里举行；
他忘了，他忘了在困难中曾向他们伸出支援之手的邻居，对他们不理不睬……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他把在这所房子里发生过的令人深省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喧嚣的舞曲声，得意的淫笑声，代替了过去的悲叹声、暗泣声。他成了当代的登徒子，成了流氓集团的主犯。
本来，他有饱经风霜的高干父母，有幸福美满的小家庭，有大学文化水平，又有一定的写作才能，他完全可以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才。
然而，他自己毁灭了自己。他放浪形骸，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如果说，他的高干家庭跟他的堕落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就是他的那种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如他的供词所述：
“我犯罪起步晚，但进展快。我为什么敢这样？这与我头脑中的优越感有关，总觉得公安局不会来抓我的。公安局总要照顾我父母的面子。平民百姓和我们打官司总归打不赢，公安局不会相信这些人的话……”
父与子都来到人生的终点
父亲的病，日渐加重。在重新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一年多后，病体不支，使得他不得不离开这一负荷甚重的工作岗位。
工作是生命之盐。失去工作，生命变得淡而无味。他又挑起了新的工作担子：中共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党史学会会长、上海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组长。
他的晚年，诚如曹操《步出夏门行》一诗所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也就在这个时候，陈小蒙大学毕业，原本分配在上海徐汇区教育局，后来终于到《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当记者。他的“记者梦”终于如愿以偿。
照理，在《民主与法制》这样的杂志社工作，陈小蒙成天价跟法律打交道，也不再是“法盲”，理应知法、守法，在犯罪的道路上止步。
但是，他像吸了鸦片一样，已经成瘾、成癖，积重难返，成为一个知法犯法者，性质比那些“文盲加法盲”的流氓更为严重——他是受过高等教育而又肩负宣传法制任务的人！
1982年6月陈冰郎结婚。不久，陈小蒙大学毕业，他的妻子也搬到那幢楼来住。这时，这个流氓集团才不再把那幢楼作为犯罪场所，转到陈丹广、康也非家作案。
1984年7月12日，陈小蒙的父亲因病去烟台疗养，陈小蒙的母亲陪同前往。不料，在那里病情转危，急送烟台医院抢救，直到8月中旬才脱离险情，送回上海。
就在父母去烟台那一个多月里，陈小蒙、陈冰郎以为天赐良机，占领了父母在康平路的住所，招徕女青年，竟在那里淫乱！
那是什么地方？那是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领导人居住的地方。仅隔一层楼板，他父母家楼下住的便是上海人民检察院院长！陈氏兄弟居然把他父母的家作为犯罪场所，真是玷污了康平路的名声；真是胆大妄为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
父母在病危，儿子在寻欢。诚如陈小蒙在自供状中所述：“我失去了一个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最可贵的东西——道德和良心。”一旦道德败坏、良心泯灭，那就灭绝人性，沦为禽兽。如同郭沫若所说：“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无过于良心的死灭。”
陈小蒙的父亲从烟台回来后，被马上送往上海华东医院救治。他的肺癌已入晚期。上海胸科医院院长吴善芳亲自主持会诊，18个专家之中17个反对开刀——因为他已奄奄一息，经不起手术的折腾了。可他却还在有气无力地说：“给我开刀吧。我不是为了活，我要工作！”
病情转危。医生切开了他的气管输氧，他的嘴巴在动，却再也说不出声音来。
9月4日早晨，这位历尽劫波的老人离开了人世，终年70岁。
张爱萍同志闻讯，写下饱含深情的悼诗：
常忆当年同战场，文思横溢士气扬。
凶邪压顶志犹壮，革命一生永流芳。
老人至死不知两个儿子的劣行。不然，疾恶如仇的他，连肺都会被气炸！
就在老人死后的一个月——1984年10月，上海卢湾区公安分局收到那位在押犯的15个字的检举信。
11月16日上午，哀乐低回，陈小蒙臂佩黑纱，站在父亲的遗体前。花圈堆积如山。上海市委书记主持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悼词热情赞扬陈小蒙的父亲“虽然长期身处逆境，恶疾缠身，但始终坚持不屈”，“1981年重新工作以来，不顾癌病在身，不知疲倦地、忘我地超负荷地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父亲以革命者的坚定步伐，走到人生的终点。就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半个月——11月30日，两个儿子双双拖着沉重的步伐，被押进了公安局。
从1981年到1984年，是父亲为革命作最后拼搏、冲刺的4年，也是他的两个不肖之子从开始犯罪到锒铛入狱的4年。
将门未必出虎子。
然而，子不肖，也未必是“父之过”。如同《红楼梦》中那首《好了歌》所言：“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
父是父，子是子。在人生的海洋中，父与子都是独立的风帆。陈小蒙被捕时37岁，而他父亲这年纪已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已是我军的军级干部了！
我来到风暴的中心
我结束了对陈小蒙的母亲、妹妹、弟弟的采访，很想找陈小蒙的妻子谈一谈。
在采访她之前，我更加犹豫：因为陈小蒙的母亲，毕竟是老党员、老干部，经受过风风雨雨，而陈小蒙的妻子才30出头，她肯谈吗？
确实，她拒绝了一切采访。但是，当我在电话中说明了我诚恳的来意，她还是答应了，约定了采访的时间。3月2日星期天的上午，我来到那条弄堂，来到那幢楼，来到风暴的中心四楼。
陈小蒙的家不大。外边是一个狭长的小间，放了一对单人沙发之后，就没有多少空余的地方了。里屋十来个平方米而已，家具很简单，不过一张双人床，一张长沙发，一张写字桌，一个玻璃书橱罢了。这些出自陈冰郎之手的“作品”，工艺水平还可以。
至于厨房，是在三楼与四楼之间楼梯拐弯处。那里放着个煤气灶——他家是在楼梯上炒菜、烧饭！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去看望她。她显得淳朴，落落大方，穿一件普通的蟹青色中式棉衣，梳着很普通的发型。一望便知是一个知识分子。
虽说已是8点半了，她的6岁的儿子还赖在被窝里，不肯起床。
当她给儿子穿衣服的时候，我看了看书橱，里面几乎都是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全套《莎士比亚选集》、《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绿色之王》、《战争与和平》、《牛虻》、《教父》、《基度山伯爵》、《电影导演基础》……另外，还有几本法律方面的书。
她告诉我，这些书是陈小蒙参加工作以后买的。
孩子起床后，就吵着要妈妈跟他下象棋。她说来了客人，没空。儿子到外屋，竟然自己跟自己下棋。
她告诉我，前些日子她送孩子去学棋。虽说不见得将来把孩子培养为象棋冠军，不过，下棋能训练孩子的思维、判断能力。只是在2月19日之后，不得不暂停……
我问及2月19日以来，她是怎么想的，她的心情怎样。
她的神情显得十分严肃，说道：“他是他，我是我。我以为，如果他成了英雄，我还是我；他如今成罪犯，我也还是我。”
她沉默良久，叹道：“我好像做了一场梦，一场噩梦！”
沉默。她又道：“他干的那些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正因为这样，1984年11月30日晚上，公安局来抓他，我以为客人来看望他呢！他们在屋里谈着，我在外边还忙着洗衣服。如果我稍微知道一点，我就会听一听他们在谈些什么。甚至就连公安人员要带走他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原因，以为明天他就会回来。谁知这一去，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一直到一个月前——2月1日，我被通知出席对他的宣判。我坐在最后一排，只看见他的背影。远远的，不清楚。到2月19日，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公判镜头，几乎认不出他了——他仿佛瘦了一圈！”
沉默。
我问起他的过去。她说道：
“他过去不是那样的人。我作为他的妻子，不想为他辩护，但也决不投井下石。他干出那样一些丑事，我当然非常气愤。他的心目中，已根本没有我。他是对不起我的，他自己也这样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不是那样的人。要不，我怎么会跟他结婚？”
……
她，真的像做了一场梦
她与他，相识于患难之中。那时候，他的父亲贫病交加，身蒙恶名，“冷落门前车马”。她出自知识分子之家，父亲是高级工程师。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她的一位亲戚是老干部，是他的父亲的老朋友。在认识陈小蒙之前，她很早就认识他的父母。
那时候，他在安徽当采购员，常常出差来上海。她在上海一家幼儿园当老师。她上他家看望他的母亲时，见过他，彼此谁都没在意。
那时候，他有女朋友。1976年6月，他的初恋的女友甩掉了他，他陷入极度苦闷之中。
他开始注意她。
她出于同情，跟他有了来往。
那时候的他，不是高干子弟，而是“反革命子弟”。她上他家常见的菜是用醋浸泡的姜。过春节时，吃的也不过是葱油饼而已。她家的境遇比他好。大抵由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家教熏陶，她重感情，重精神，却把物质、经济看得很轻。那时候的他，虽然不名一文，但是有理想，有抱负，朝气蓬勃，也有才华。
当他回安徽的时候，他和她开始通信。
同情发展为爱情，她和他相爱了。
后来他的父亲重登高位，有人曾说她“有眼光”。她不以为然。她说，她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些，因为她向来并不追求这些：他的父亲是“走资派”时，她是她；他的父亲成了高干，她仍然是她。她不是那种势利小人。势利小人，当时才不会跟他相爱。在那年月，他每月工资只有30来元，身上连毛衣都没有！
他一心一意想考大学。一次不行，再考一次。那时，他深知，父亲不仅帮不了他的忙，反而给他带来麻烦，他唯有靠自己的努力。他在给她的信中，曾说及在安徽怎样冒着酷暑温课……那时候的他，非常用功。
他终于考上了华东师大中文系，回到上海。这时，她与他已恋爱三年了。由于学校规定，上学期间不能结婚，她与他就在1979年国庆节举行婚礼。新房就在那间屋子。她比他小两岁。
本来，由于他家正处于经济困难之中，他想从旧货店买几件旧家具将就将就，草办婚事，倒是弟弟冰郎自告奋勇为哥哥、嫂嫂做家具。
新婚之后，小蒙和她的感情是不错的。
小蒙的爸爸常在家里给子女讲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像上政治课似的。一讲就是半天。她也成了其中的学生。他们的家风是不错的。
自从有了儿子以后，更增添了小家庭的欢乐。公公、婆婆也很喜欢媳妇、孙子。虽说他还在上学，小家庭在经济上不宽裕，但是大家的心情是愉快的。
1981年，他的父亲得以平反，官复原职。他，心花怒放，飘飘然起来。而她，依然默默地在单位里做出纳员，从未向别人提及自己的公公——虽然她的工作单位隶属于她的公公麾下。
他导演了电视剧《喜上眉梢》，他当上了记者，他的社交面越来越广，真的“喜上眉梢”！
男男女女，纷至沓来，有请教的，有求援的，有攀龙的，有附凤的……她并没有在意，白天忙于上班，晚上忙于照料孩子。她从不跳舞，也没听说他在跳舞。
一个人犯罪，往往是从道德的堕落开始的。他以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提高了，喜新厌旧，竟然提出要与她离婚。他的父母知道了，严厉地批评了他，他这才不得不作罢。
她是宽厚的，依然一片真心爱他。她对他的那些事，毫无察觉。她说：“我从来没有往那些方面想——我根本没想到他会干那种事情。”
自从公安人员突然带走她的丈夫，一去不复返。她追问缘由，这才慢慢知道丈夫的恶行。她大吃一惊。
在中国，一提起陈世美，人人都恨。其实，陈世美只不过居富贵而弃糟糠、另攀高枝而已。
他呢？岂止是背叛了爱情、遗弃了糟糠之妻……
“人行不仁，吾不行不义。”她总是忍耐着，以极大的克制，仍尽妻子的责任，一次一次往狱中送去他需要的物品。
他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按照规定，关押在看守所内的人犯，由于尚未结案，不能与家属见面（只有判刑之后，关在监狱之中，才可能每月接见家属一次）。
他被捕一年多未结案，未能与他见一面，说一句话。她给他送去《辞海》，送去全套《史记》，送去许多空白的笔记本。每次所得到的，只是一张签有“陈小蒙”三个字的收据而已。
一天又一天，在期待中过去。她一直等着他。
1985年10月16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陈小蒙一案提起公诉。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5年11月4日至9日进行了审理。鉴于此案的性质，审理是不公开的。
直到1986年2月1日，她接到通知，来到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这才得悉他被判处死刑。他不服，提出了上诉。
她的心，剧烈地震颤着。她的心情，矛盾到了极点：她听了公诉，对他的罪行有了全面的了解。她恨他，把一个好端端的小家庭毁了，给她和孩子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是，他毕竟是她相识、相爱十年的丈夫，如今他要被处决，她怎么会无动于衷？
她再三提出，希望见他最后一面，亲耳听一听他有什么嘱托。但是，按照规定他不能与她再见面了。
他在临死前，留下遗言：
对妻子——“我对不起她。让她改嫁。”
对儿子——“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学自然科学。”
对母亲——“我不能侍奉年老的母亲了，只能请哥哥、妹妹、弟弟替我尽孝了。”
2月18日，法院通知她：他的上诉，已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她不敢把消息告诉他的母亲，生怕老人经受不了精神刺激。
但是她瞒不住婆婆。第二天，他的案件终于作为一颗新闻“炸弹”爆炸了。报纸、广播、电视，全部报道了这一新闻。
她跟我做了两小时长谈。她的儿子独自在外屋下了一盘又一盘象棋。
她对我说：“现在，我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这个已经没有父亲的儿子，能够健康成长。因为孩子是无辜的！我的儿子，至今还不知道父亲在哪里。我没有把实情告诉他，生怕他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心情压抑。他才6岁呀！”
她告诉我，幸亏幼儿园一位老师是“右派”的女儿，受过苦难，富有同情心，格外爱护她那苦难的儿子，不让别的小朋友欺侮他。可是，儿子马上要念小学了，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右派”的女儿当老师，怎么办？她正在想让儿子改姓换名，另迁他处——唉，她为孩子操碎了心。在歧视的目光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是孤僻的，她不愿儿子成为孤僻的人。他死了，她和儿子却要代他受过——她和儿子是活着的人呀！未来的生活道路那么漫长。
她，真的像做了一场梦，一场噩梦！
寒冰与炽炭同存于一个家庭
在另一天的下午，我访问了陈冰郎的妻子。她住在那幢楼的二楼。另外，在底楼还有小房间。
她是一家工厂的会计。我一进门，她的两岁多的儿子正躺在床上发高烧。
自从2月19日以来，她没有去上班。儿子生病，她走不开。儿子常常问她：“爸爸到北京开会，什么时候回来呀？”至今，儿子还以为，爸爸“开会”去了！
在她的工厂里，人们嘁嘁喳喳，没完没了的窃窃私语使她蒙受颇大的精神压力。她出去买菜，菜场上许多人朝她指指点点。她抱着孩子上医院打针，又有好多人在悄悄地讲：
“那就是陈冰郎的妻子、儿子……”
她不能不去上班，不能不去买菜，不能不去医院，她受到莫大的精神刺激。
其实，他们的妻子是最不幸的。丈夫犯罪，犯的是这种叫人难以启齿的罪，甚至她们无法向自己的子女解答“爸爸上哪儿去了”！社会舆论应当同情她们的困难处境，绝不应歧视她们，对她们投以白眼。丈夫犯罪，妻子何干？况且，她们还要独力挑起抚养下一代的重担，真是度日如年。
陈小蒙的母亲，是通情达理的。她对我说：“我的两个儿子犯了罪，我对不起两个媳妇。她们都很忠厚，我还要尽力爱护她们。我还要照料好我们家的第三代。如今我肩负着‘保护妇女、保护儿童’的责任。我作为全家的长辈，要团结全家，共度困难时期。”
我在陈小蒙的父母家，见到许多家具上都有用白漆写上的号码。一问，才知道都是公家的家具——包括我坐着的那张皮沙发。陈小蒙的父亲蒙冤受屈那么多年，家境困难，但是父亲平反后不要补发工资。如今，一个儿子死去，一个儿子坐牢，家庭的收入更少了。母亲主动从自己的工资中，每月拿出五十元负担两个小孙子。
陈小蒙的母亲对我谈起了这样一段话：“小蒙犯罪，是小蒙的事。小蒙的妻子是清白的。她很老实。她的父母，也都是非常老实的人。小蒙死了，我不再把她当媳妇，我把她当女儿。我要把她作为女儿一样出嫁。我要替她找婆家，我要发动全家替她物色对象。我一定要为她负责，找一个对我们的家庭历史有基本了解的人，找一个可靠、忠厚的人——再不能使她蒙受不幸！即使她再嫁之后，她还是我的女儿。小蒙对不起她，我做母亲的绝不能对不起她……”
陈小蒙死灭了良心。我在他的家中采访，我却发现他的母亲、他的妻子，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富有人情味——一个慈母，一个贤妻。我写出这篇报告文学初稿后，请他的妻子看了一遍。看罢，她唯一的要求是托我向公安局要一张照片——陈小蒙的遗照。我感到奇怪，还要他的照片？她说，他毕竟是她的丈夫！她真善良！寒冰与炽炭，竟同存于一个家庭之中。
这些年来，陈家接连死了四口人——奶奶因医生见死不救而亡，樱桃遭人谋害而死，父亲身罹绝症鞠躬尽瘁，小蒙正当黄金岁月却自毁前程。奶奶一生勤劳，樱桃一生病残，父亲一生坎坷，小蒙醉生梦死。四个人，四种死法，四种命运。家庭是社会的缩影，人生是每个人用自己的思想色彩绘制的画图。命运之舟，驶向何方？哦，风吹浪打，云遮雾障，也许会使你偏航，然而，命运之舵毕竟操在你自己手中！
父亲把英名留在世上。
儿子把臭名留在世上。
这篇报告文学行文至此，本该搁笔了，然而我不能不在篇末附上一笔：
“杀一儆百”。陈小蒙的死，为许许多多人敲响了警钟，这“儆百”之“百”，当然包括“高干子弟”，然而不也应该包括那些对高干子弟趋炎附势的人们吗？
被陈小蒙蹂躏的女青年，是受害者，值得深切同情。然而，其中也有一些人是由于对高干子弟的金字招牌趋之若鹜，才受骗上当。
有一位姑娘受到陈小蒙的凌辱之后，不仅忍气吞声，反而写信向他“道歉”，请求他原谅自己“行动鲁莽”，希望他继续给予“帮助”。这是为什么？
还有一位姑娘受辱后，依然几次三番打电话给陈小蒙，继续与他来往，为的是希望陈小蒙替她介绍一位高干子弟作为对象。这又是为什么？
我想，每一位读者读罢，掩卷沉思，都会从各自的角度在陈小蒙案件中悟出许多有益的人生哲理。作为作者，就此打住了。